据《华商报》记者王晓亮和实习记生周阳在该报2010年1月26日A7版报道，1月25日上午，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当日傍晚，西安4个小家庭聚在一起，仿效着政府工作报告的“格式”，对2009年的“家庭工作”进行了回顾，对今年进行了计划安排，分别作了“家庭工作报告”。很多数字不算不知道，一算才发现，大多数家庭的“GDP”增速比省上的还高(2009年陕西省GDP增长13.6%)。 　　这4个家庭的家庭成员有大学教师、中学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职员、私企老板，均为“80后”，4个家庭中，小两口的年收入最高的达到了46万元，最低8.1万元，虽然比我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要高，但也有着大多数“80后”共有的快乐和烦恼。 　　对于这些小家庭来说，家庭工作报告和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异曲同工，有收入，有支出，有大项目、小项目，也有安全生产甚至“家庭监督”。对于全省来说，3762万常住人口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庭，省政府和小家庭关注的都是发展、安全、幸福、和谐。 　　在25日的聚会上，4个小家庭的成员制作了10张心形小卡片，分别写着：陕、西、快、发、展，家、庭、要、美、满。政府和百姓是一样的心声的。 我看了报道后，对《华商报》选择这四个白领家庭共襄宏大叙事的创意做一社会学解读。

     首先，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绝妙一笔。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观点，即在中国目前社会分层结构日益刚性化的格局下，我们必须把那些“间性”特征比较突出的阶层作为软化社会结构的急先锋。这四个家庭均为白领，吴敬琏有一个说法，就是中间阶级“比较温和”，故他们适足成为广大草根向上流动的社会立标示范的楷模。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软化城乡两元结构的急先锋是广大的新市民阶层（即过去农民工）；那么，沟通城市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关系的中介与桥梁，就是广大的中间阶层。惟其如此，我们才说壮大中间力量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从《华商报》发文稿所配的图片来看，这四个家庭的主人都笑得很阳光，中间那个靓丽娇美的女士还是我们长安大学新进博士李晓宁女士，李女士曾在《华商报》做过有关农民工的节目，她知书达理，对他人富有社会关爱价值理念，她的“对弱势群体要高看一眼，要关爱一层”的话语给我留有很深的印象。

     其次，这一创意也反映了《华商报》记者的一种建设性情怀。建设性情怀在我们这个问题较多的社会转型期里是弥足珍贵的。而这一情怀又是基于问题意识之上的。 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理论”中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但揭露问题并不是捅一个马蜂窝就可以了事。所以，在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中又有非常鲜明的建设情怀。马克思认为，问题的本质是当解和能解的统一。当代新闻记者触及现实问题，揭露社会矛盾固然很重要，但在和谐社会价值诉求和保守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大昌其道的现阶段，新闻记者在报道社会问题时必须侧重在问题的“能解”上，所以据《华商报》记者王晓亮和实习记生周阳在该报2010年1月26日A7版报道，1月25日上午，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当日傍晚，西安4个小家庭聚在一起，仿效着政府工作报告的“格式”，对2009年的“家庭工作”进行了回顾，对今年进行了计划安排，分别作了“家庭工作报告”。很多数字不算不知道，一算才发现，大多数家庭的“GDP”增速比省上的还高(2009年陕西省GDP增长13.6%)。

　　这4个家庭的家庭成员有大学教师、中学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职员、私企老板，均为“80后”，4个家庭中，小两口的年收入最高的达到了46万元，最低8.1万元，虽然比我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要高，但也有着大多数“80后”共有的快乐和烦恼。

　　对于这些小家庭来说，家庭工作报告和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异曲同工，有收入，有支出，有大项目、小项目，也有安全生产甚至“家庭监督”。对于全省来说，3762万常住人口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庭，省政府和小家庭关注的都是发展、安全、幸福、和谐。

　　在25日的聚会上，4个小家庭的成员制作了10张心形小卡片，分别写着：陕、西、快、发、展，家、庭、要、美、满。政府和百姓是一样的心声的。

    我看了报道后，对《华商报》选择这四个白领家庭共襄宏大叙事的创意做一社会学解读。

    首先，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绝妙一笔。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观点，即在中国目前社会分层结构日益刚性化的格局下，我们必须把那些“间性”特征比较突出的阶层作为软化社会结构的急先锋。这四个家庭均为白领，吴敬琏有一个说法，就是中间阶级“比较温和”，故他们适足成为广大草根向上流动的社会立标示范的楷模。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软化城乡两元结构的急先锋是广大的新市民阶层（即过去农民工）；那么，沟通城市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关系的中介与桥梁，就是广大的中间阶层。惟其如此，我们才说壮大中间力量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从《华商报》发文稿所配的图片来看，这四个家庭的主人都笑得很阳光，中间那个靓丽娇美的女士还是我们长安大学新进博士李晓宁女士，李女士曾在《华商报》做过有关农民工的节目，她知书达理，对他人富有社会关爱价值理念，她的“对弱势群体要高看一眼，要关爱一层”的话语给我留有很深的印象。

    其次，这一创意也反映了《华商报》记者的一种建设性情怀。建设性情怀在我们这个问题较多的社会转型期里是弥足珍贵的。而这一情怀又是基于问题意识之上的。 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理论”中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但揭露问题并不是捅一个马蜂窝就可以了事。所以，在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中又有非常鲜明的建设情怀。马克思认为，问题的本质是当解和能解的统一。当代新闻记者触及现实问题，揭露社会矛盾固然很重要，但在和谐社会价值诉求和保守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大昌其道的现阶段，新闻记者在报道社会问题时必须侧重在问题的“能解”上，所以，选择白领说事，就是一种明智选择。因为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成就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这就为暂时弱势的人们树立了学有目标赶有榜样的对象。

再次，这一创意也反映了《华商报》记者的聪明。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所选对象不是非常阳光的四个白领家庭，而是下岗工人的家庭和政府官员的家庭，会是怎样的结果。恐怕这一创意只能胎死腹中。因为在半下岗工人或下岗工人那里，可能找不到多少这种笑靥如花的面孔，有的可能倒是不太痛苦（王随学语）的表情，甚至是非常愤怒的心理（可以参考下来自于《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题为“悲惨的主人翁”，作者刘荣立，为北京锻压机床厂一名工人）。而政府官员的家庭呢，在老百姓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阳光政策迟迟不能出场的当下，记者们若拿官员们工资单上的名义工资“少得可怜”说事，可能会变成一种“黑色幽默”。而且在前些年一些精英学者的“冰棍理论”和“吐痰理论”等奇谈怪论的启发下，许多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板靠“产权治理”发了大财，而几千万工人却“被”成了打工仔或者学名叫“劳动力商品”，或者更惨，“被”买断工龄后下了岗，工人受到的这种伤害，只有工人心里清楚，记者把这两类人拧到一块儿拍“和谐照”也别扭，所以最好不要相互照面。关于工薪族一方和企业高管层的“和谐”状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黄纪苏先生的话剧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有关细节，我这里就不饶舌了。

     对西方社会学家分析不同社会集团间关系的理论，我一直心存怀疑；尤其是“社会----国家”维度，一上来就把公民社会和政府放在对立冲突的视觉来观察的做法尤为警惕，诚如文首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还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所以领导和群众的心也是相通的。然而，也要看到的确存在不甚和谐的方面，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秉持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诉求，通过政策修正和新政策推进，给草根以应得，才是治本之策。这绝对不是每到年终就应景式地在主流媒体里出头露面和访贫问苦就能解决的。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选择。因为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成就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这就为暂时弱势的人们树立了学有目标赶有榜样的对象。

     再次，这一创意也反映了《华商报》记者的聪明。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所选对象不是非常阳光的四个白领家庭，而是下岗工人的家庭和政府官员的家庭，会是怎样的结果。恐怕这一创意只能胎死腹中。因为在半下岗工人或下岗工人那里，可能找不到多少这种笑靥如花的面孔，有的可能倒是不太痛苦（王随学语）的表情，甚至是非常愤怒的心理（可以参考下来自于《乌有之乡》的一篇章，题为“悲惨的主人翁”，作者刘荣立，为北京锻压机床厂一名工人）。而政府官员的家庭呢，在老百姓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阳光政策迟迟不能出场的当下，记者们若拿官员们工资单上的名义工资“少得可怜”说事，可能会变成一种“黑色幽默”。而且在前些年一些精英学者的“冰棍理论”和“吐痰理论”等奇谈怪论的启发下，许多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板靠“产权治理”发了大财，而几千万工人却“被”成了打工仔或者学名叫“劳动力商品”，或者更惨，“被”买断工龄后下了岗，工人受到的这种伤害，只有工人心里清楚，记者把这两类人拧到一块儿拍“和谐照”也别扭，所以最好不要相互照面。关于工薪族一方和企业高管层的“和谐”状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黄纪苏先生的话剧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有关细节，我这里就不饶舌了。

      对西方社会学家分析不同社会集团间关系的理论，我一直心存怀疑；尤其是“社会----国家”维度，一上来就把公民社会和政府放在对立冲突的视觉来观察的做法尤为警惕，诚如文首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还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所以领导和群众的心也是相通的。然而，也要看到的确存在不甚和谐的方面，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秉持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诉求，通过政策修正和新政策推进，给草根以应得，才是治本之策。这绝对不是每到年终就应景式地在主流媒体里出头露面和访贫问苦就能解决的。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